这些日子以来，在完成反复校阅本书任务的同时，我们被钱老不遗余力地宣传新科学、新思想，锲而不舍的探索的精神以及他对科学工作者的关怀、培养深深地感动了，不由回忆起往事种种。

一

1978年《自然杂志》创刊号上，首次刊登了有关气功外气物质属性的研究文章；1979年9月号上又刊登了本刊记者写的有关“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1980年2月得到安徽省宣城地区科委支持，《自然杂志》出面召开了首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会后有人告知钱学森同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有一篇“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的文章，文章的最后一段写到了气功和特异功能。编辑部准备要转载这篇文章，因此朱怡怡出差北京时，专门去拜会钱老。5月30日下午．钱老在办公室接见了朱怡怡。当朱怡怡把来意告诉钱老，钱老说什么也不同意转载这篇文章，理由是国家纸张非常紧缺，没有必要转载文章，如果是好文章，那么是会有人去翻寻的。朱怡怡感到非常为难时，钱老却说：“小朱呵，我会专门给你们写一篇文章的。你们的杂志我研究了两年，我发现你们是专门刊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我要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朱怡怡非常高兴钱老要专门为杂志写文章，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科学研究工作为什么会得到钱者如此称赞的。会见后朱怡怡即打电话向编辑部汇报了这些情况。

谁知道，朱怡怡还未回上海，6月1日上午8时许，编辑部突然接到钱老当时的秘书王寿云同志的电话，说钱老为迎接从海上发射导弹的工作人员，已从北京来到上海，并要在当天上午专程来《自然杂志》编辑部拜访。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当天上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为副总编辑顾济之举行追悼会，只好约在10：30。匆匆地开完追悼会，急急地往回赶。《自然杂志》编辑部当时连张沙发也没有，临时从《科学画报》编辑部借来一张，放在办公室里，虚席以待。10：30，钱老准时到达。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向《自然杂志》的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来的！”一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热乎乎的。接下来钱老娓娓而谈，觉得《自然杂志》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方面的文章很有新意，有独到的见解，应该坚持自己办刊的风格，人云亦云或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最没有出息的……临别时，钱老还与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合影留念。

这就是我们初次与钱老会面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同年7月份，钱老致函《自然杂志》编辑部，约请派人去京。主编贺祟寅派朱润龙去参加。7月18日下午，在钱老的办公室，首都新闻界的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科技报社等记者，都先后而至。然而，王寿云同志安排的位置是《自然杂志》编辑部最靠近主座。钱老走进办公室后第一个与朱润龙握手。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谈，我这次主要约请《自然杂志》编辑部的记者，谈一谈我近来看了《自然杂志》上面文章的感想……在这次谈论中，钱老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其后的交谈中，钱老了解了朱润龙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担任“技术顾问”，在指导《你信不信》电影时，点头称好。同时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拍，不要像国外有些为哗众取宠、欺世媚俗，专稿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那样做是没有前途的。

其后两天，钱老得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集中了一些特异功能人搞一个小型演示会后，指派陈信同志去看看。那天陈信同志与夫人一同前来，这是朱润龙同志与陈信同志的第一次会面。

这以后，钱老寄来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1981年的第一期上。

1981年9月，贺祟寅去京。钱老介绍贺崇寅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见面，并向中国科协作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情况的汇报。贺崇寅同志也向钱老及聂春荣汇报了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拟在重庆召开的筹备工作情况。由于钱老的大力推荐，中国科协拟筹组建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

1981年5月在重庆市召开了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钱老为大会写了“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一文，由陈信在会上宣读。并委派陈信、梅磊参加会议。中国科协派聂春荣和办公室主任安景山参加会议，在他们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人体科学研究形势一派大好。

1981年7月，我俩出差北京。钱老当时正在参加一个会议，佐在京西宾馆。一天晚上，钱老接见了我们。向我们了解重庆会议的情况。我俩兴奋地告诉钱老，又抓到了很多数据，有录像又有照片，还有记录什么的，参加的人数有500人，论文200多篇，其中高级职称占 l／3，各类专家都有，还有高等学府、研究所等等。钱老高兴地听着。还不时点头微笑。待我们讲毕后，钱老突然冒出一句：“今后如果有人反对，而且压力很大，你们怎么办?”这一问太突然了，钱老虽然仍然面带微笑，但显然不是在开玩笑。朱怡怡说：“不会吧……有那么多过硬的材料，只要调过来看一看，不就解决了吗?”钱老仍然面带微笑说：“但愿如此，但你们还年青，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你们别太天真，要把事情想得复杂些……”钱老收起了微笑，陷入了沉思，好像在回忆什么事……朱润龙说：“您老的最后一些话，我们将认真考虑。请钱老放心，不管今后有没有压力，有多大压力，我们一定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请钱老早早休息。”

告别了钱老。我俩在路上仍满腹狐疑，到底有什么先兆呢?朱润龙已过“不惑”之年，朱怡怡也已三十有八，都不算年青了。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吗?

回到上海后，9月份压力真的来了，而且确实压力很大。压力来自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管科学的部门主管。一位被称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自然辩证法学家、又兼管自然科学并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威”。从8月份开始，这位“权威”广为游说，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出书严厉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帽子也大得吓人，“反马克思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复活早已被打倒了的封建迷信”。尤其是全国的各种舆论工具，大多做了检讨。这时，只是到了这时，我们才感到钱老的先见之明。正是有了钱老7月份一席话的垫底，我们才有临危不乱的感觉。我们深深感到钱老的思想上的防疫针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免疫力!面对压力，我们镇定自若，继续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与气功研究的论文，同时在《自然杂志》编后上向世人公布了我们的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人体科学的研究!”同时在《人体特异功能通讯》这份小报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客观地说，由地方主办的《自然杂志》和《人体特异功能通讯》这样一份小报与众多的报章杂志相比，影响力实在太小了。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背后，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如赵忠尧、贝时璋、王淦昌、谈家帧、杨龙生等等支持着我们。更有党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改革在支持我们。还有广大人体科学工作者在支持我们以及广大的功能者及其家长们在支持我们。

1981年11月份，贺崇寅赴京，向钱老汇报打算召开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人体科学研究的形势及作出相应的对策。然而不幸的是，贺崇寅由于操劳过度，突发眼疾：视网膜剥离，从上海虹桥飞机场直送医院。贺祟寅委托朱润龙代他召开会议。二次全委会议在叶兆麒、苏音、关士续等二十余位委员们的全力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l)思想上大家认为人体特异功能存在是一客观事实。这是一个学术性问题。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来证实。“批评者”的立论虽高，但对不上号。(2)组织上把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挂靠《自然杂志))编辑部。增选朱润龙为筹委会秘书长，以处理日常工作。(3)积极向上级部门中国科协写申请批准成立报告。(4)向国家科委申请存在性检验：由国家科委组织反对方、中立方、赞成方联合制订测试方案。测试下来如果有，则应继续研究。如果没有，则大家偃旗息鼓。报告上去如石沉大海。

1982年1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出面，邀请国家科委一副主任作报告，公开批判人体特异功能。次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报道并加按语：认为科学的事情，权威部门国家科委说了算，如今表了态，所以人体特异功能就此不存在了。

同年1月，在北京首都师范学院举办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物理报告会。我俩都参加。钱老也穿着棉军大衣坐在梯形教室里出席会议。我们当时觉得以《自然杂志》这样一个小单位来组织全国的人体科学研究很不相宜。我们建议钱老牵头。钱老微笑着说：“我这个人研究点问题，读读书，写写文章还可以，但让我组织、领导恐怕不行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位将军给你们......”

物理讨论会结束后，王寿云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应约去了钱老的办公室。钱老、张主任和王寿云同志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了。他们都身着军装。

宾主落座后，钱老首先向我们介绍：“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张震寰主任，是国防科委科技委员会的主任，我是副主任，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张主任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的领导者，对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张主任参加并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一位老革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将军，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我们听后，立即对张主任肃然起敬。原子弹、氢弹的成功试验、是我们学生时代就熟知的事情，而且当时激发了我们多大的热情；“一二九”运动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历史事件，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们二位。

张主任说话了：“钱老刚才说的都是我的过去，不值一提。现在应该从零开始，找你们来，主要想听听人体特异功能的事、，我一开始是不相信，后来，我们这里一位参谋回四川探亲、回来后告诉我、说他亲自调查了这件事，说确有其事后来又知道钱老很支持这件事。钱老可是—位大科学家呀，钱老才是真正对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啊……”

我俩简要地介绍了唐雨的发现。我们在北京对王强、王斌的测试、《自然杂志》刊登文章的经过、上海会议的召开、重庆会议的召开、全国有哪些单位开展研究、有多少特异功能人才、共发现哪些特异功能现象、目前遭到社会上的反对情况等一古脑儿地倾了出来。两位长者认真地听取我们汇报。张主任还时不时地插话询问，我们都一一地作了回答。整个汇报是在极其轻松、愉快、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最后，张主任说：“我今天从你们这里听到不少新奇的事，这可是—件大事啊，这说明人类对自身还远远不够认识。至于有人反对，那不要紧。我跟于光远同志是老相识了。—二九’时，我们都在一起，他管宣传，我管组织对—个问题，有不同认识，也是常有的事。共产党人应该坚持真理，同时，要随时修正错误。”最后、他笑着说：“你们今天讲的可都是真话?要是假的，我可是要军法从事的……”我们也笑了，朱润龙说“我们是老百姓。军法从事不了的……”最后，朱怡怡建议说：“我们觉得很荣幸．想跟二老合影留念。钱老兴致很高、他说，室内光线不太好，干脆到屋顶阳台上去照吧

于是二老、王寿云、我们俩—起兴高采烈地登上了阳台、那天正好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在阳台上凭空眺望，首都的大好风光尽收眼底，拍照时．我们请二老站当中。张主仟说：“为什么我们一定站在当中?你们是客人．你们站在中间”。饯老说：“干脆按外国人规矩。女士第—，让小朱站在中间。”接着不由分说，他们二位就站在朱怡怡两边，恭敬不如从命．朱润龙就按下快门。王寿云同志又接过照相机。让朱涧龙站过去，又是—张。王寿云同志也站了过来．由卫兵再拍了一张，然后我们另外给二老拍了几张。

那次拜会后、我俩深深感到庆幸，预感到人体科学有望了：在科学上有位大科学家支持；在组织领导上，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参与，真可谓珠联壁合，好事成双!

1982年４月下旬，中宣部下了一个文件，不许各刊物再刊登人体特异功能的稿件。全国唯—刊登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方面文章的杂志——在上海编辑出版的《自然杂志》，5月份已经排好了版即将付印时，接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要立即抽掉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稿件。朱怡怡同志在上海打长途电话给在北京参加联合测试的朱润龙。朱润龙立即将这—重要情况打电话给钱老秘书王寿云。下午接王寿云同志电话、告知钱老与张主任下午想听取朱润龙的汇报。

下午2：00，王寿云驱车接朱涸龙至国防科委大院，直接进了钱老的办公室。

在钱老办公室坐定后，朱润龙详细地汇报了上海《自然杂志》的遭遇。并且简要地汇报了联合测试的情况。尤其是4月中下旬。从辽宁本溪来的张宝胜有着非常强的特异功能。他的认字功能、突破空间障碍功能和搬运功能都是第一流的。初步探测性试验，证明他是—个不可多得的特异功能者。而且全体参与的科研工作者一致认为他确确实实具有强功能，正在设计符合他的特点的测试。从预备性实验看．很有可能取得正式实验的成功。汇报后，朱润龙表示对当前的情况很困惑，感到束手无策。

那天下午、钱老和张主任都动了感情。钱老说：“我们中国真是一个多灾多难之邦。近100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又加上清政府的腐败、对科学的不重视，导致了我们的落后。其后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又强调了阶级斗争。党内有些同志受此影响，有宁左匆右的思想。对许多科学的东西，都打上了阶级的标签、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学好马列主义，只是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的句子。我回国后，介绍过系统沦、控制论、人工智能等许多国外的先进科学、但当时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所谓的哲学角度进行所谓的‘批评’、现在这些科学本身取得的成就。已经为事实下了结论。还有摩尔根遗传学、人口控制论等，当时的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令人痛心。对待科学的东西，党内早就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具体做起来，总是不那么顺心。为什么要撤掉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文章呢?党内有些领导同志，因为身负重任、要管理国家许多重要的事情。对某些领域不太熟悉．又发现争论不休，所以采用简单的办法，息事宁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钱老的—席活。说得婉转。富有哲理，大家一时语塞，但都为人体科学的前途担忧…、

办公室的空气十分凝重。钱老和张主任的一贯笑容不见了，替代的是沉思和严肃。三个人就这么一直坐着，窗外渐渐黑了起来，朱润龙看了看了手表，已经是五点多了。

朱润龙先打破了沉寂：“钱老，张主任，你们二位有什么指示，我可以传达给上海和在家的联合测试小组的成员，时间不早了，你们二位也该休息了......”

还没等朱润龙说完，张主任突然大声说:朱润龙，我间你，人体特异功能是不是真的?”设等朱润龙回答，他就接着说：“只要是真的，是事实，就什么都不要怕!”他突然拍了一下身边的茶几，然后站了起来，铿锵有力，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

目睹这慷慨的一幕，朱润龙也站了起来说：“张主任，我们坚决跟您干下去?”他的声音由于激动、有点哽咽了。

钱老对着两个人看了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说。他缓缓地站了起来，然后倒背着双手，低着头在房间里来回地踱起步来。

重又归于寂静，寂静，时间好像停止了。

良久，钱老说话了：“你们二位先坐下，我倒有个主意，文件是中宣部发的。我在科学院工作时，跟郁文同志熟悉，他现在在中宣部工作，是否我写封信绘他，看看结果如何?”

张主任表示赞同。后来得知，郁文同志将信转给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又转至胡耀邦同志手中，胡耀邦同志又做了批示。于是中宣部又在六月份发了一个文件，允许办一个刊物，进行交流，允许科学研究…．就这样，于1983年创办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人体科学又继续得以发展。

钱老与张主任挽狂澜于既倒之历史功绩，在人体科学史上永不可灭。

当时二老追求真理的执着，给朱润龙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十年以后，即：1992年6月，张主任与朱润龙同时接福建省人体会的邀请，在福州参加福建省人体科学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时，他俩共住一室。一次夜深人静后，朱润龙又提起了当年的往事，张主任感慨地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相信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神；也不会什么事都处理得完美无缺的，但我更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伟大之处。”

1982年1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钱老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了“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钱老一上来就讲：“同志们让我在这个会议上作个发言，我是很乐意的……”在结尾时，钱老讲：“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谁呢？”

其后，我们又跟钱老有过十余次的接触，每次接触，都有巨大的收获。钱老对我们关心的例子举不胜举。

如1984年，我们俩被无辜“停止工作”，情绪较为低落时，钱老与张主任在北京向我们了解了情况后，钱老亲自写一张纸条给我们，鼓励我们抓紧这段时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下去，必有所获。”张主任则用毛主席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来鼓励我们。当得知我们由于缺乏经费支持，无法到外地出差时，钱老指示507所寄钱给编辑部，指明作为我俩出差的经费…他们还表示尽快改变这样的局面。其后不久，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即在京召开了常务理事会议。钱老、张主任都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上，明确由张主任担任筹委会主任。并且张主任提名，由朱润龙担任《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主编人选，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支持，我们的工作也都恢复了。会后，钱老和张主任找朱润龙谈心，谈了某些老同志的作法，其中有历史和时代的深刻影响因素，个人的局限性应放在历史的大背景去理解。朱润龙回沪后，把二老的意见告诉朱怡怡。其后我俩坚决按照二老的意见去执行，加强了团结。

其后，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经国家科委的正式批准，《中国人体科学》杂志的正式出版，其中都有钱老的心血在内。尤其是对《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应该怎么办，从形式到内容，钱老都有详尽的指示并用英文撰写了“人体科学”的诠释。《中国人体科学》杂志至今在全国人体科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同钱老的办刊思想指导与具体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常有许多梦想，在孩提时代尤其多；许多梦想会伴随你一辈子而无法实现，而有些梦想却终于成了现实。与钱老交往即是一例。在中学时代，我们这一代的学生都知道中国科学界中有“三钱”：即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尤其是钱学森。传说美国政府一位上层人士讲，钱学森的脑袋足以抵得上一、二个师。而在步人中年以后得以结识钱老，面对面地聆所他的教诲，接受他的指导，为人体科学事业干一点事，人生如此亦足矣!

这一段往事想告诉大家，钱老不但是人体科学的学术带头人、奠基者,同时也同张震寰主任一样，是人体科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如果不把这早年的往事交代清楚，我们将犯一个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