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南怀瑾先生专辑

这是一部真正走进南怀瑾生活的书。作者刘雨虹女士曾是台湾老古文化公司总编辑，追随南怀瑾30余年，以亲身经历、轻松的笔调，描述南怀瑾与人们互动的细节。让你了解这位号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国学大师、禅门大德。

余教授的话

天下许多事往往由一些偶发的原因而造成，这本书也是这样。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就与这本书的诞生，颇有关系。

那天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新松公寓，这是专供外国留学生住宿的公寓。

因为这里环境清静，出外办事方便，加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很好，故而每次来北京都住在这里。

晚饭后正在收拾行囊，因为第二天就要走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李音祚编辑打来的，问我愿不愿意与一位名叫余一彦的教授见面。

这位余教授与她的夫婿潘峰教授，都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二人又双双留学法国。他们在法国都得到了博士学位，结婚后仍然回到大陆，在他们的母校武汉大学任教。余教授现在从武汉到了北京，她的另一半潘峰教授，去了法国讲学。

这对年轻的夫妇学者，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形而上的学问，颇有兴趣。余教授最先看到南老师的著作，是在加拿大的一所图书馆里，后来又连续看了许多南著的书籍。

因为师大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南著几本书，故而与我比较熟稔。李音祚编辑在电话中说，余教授正好到北京来了，也住在师大校园内。

既然都在这个校园内，那就见面吧!所以余教授就来了。

就是这位余教授，就是那天晚上的谈话，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

说起来真是奇怪，我和余教授谈着谈着，谈到一个问题：因为大陆出版南著的书籍已有二十余本之多，销售总计也超过了二百万册，读者着实不少。许多人看了南老师的书，不免渴望了解南老师这个人。

对于这个问题，余教授发表了她的一些高见。她认为：南老师除了传统文化各家学术的学养外，他还是禅宗大师。一个人如果没有涉入一些禅宗的知识或修养的话，恐怕是很难描述南老师的。

接着她又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离开禅宗来说南老，会变成误导!”

这句话真够严重!使我暗自吃惊。

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青年，名叫马宏达，任职西藏驻京办事处。那天他刚好来送书给我，碰见了余教授在此，大家就一起聊了起来。

就是余教授这句严重的话，撩起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但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自认懂得禅宗之学。

说实在的，我对禅宗的学问和修养，只是一个旁听生而已；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爱好罢了。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却要自不量力，来撰写这本书呢?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虽只是禅宗的旁听生，但我得识南老师已有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岁月里，南老师推动的许多文化工作，我多少也曾参与过一些。如能把我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应该算是有关南老师的部分真实记载了。这些记录虽然仅仅是我个人所经历的，并非南老师的全面，但却不是道听途说。

第二，趁着三十年来与南老师有关联的人多数健在，见证人多，正是动笔的好时机。如待来日人去楼空，往事只能回忆时，则真假莫辨，反而真的成为道听途说，死无对证了。

第三，十几年前，曾结合友好各自撰述从学南师的心得，编成《怀师》一书，为志南师七十之寿。当时我正好是个闲人，故而勉强担起了编辑工作。之后几年，每每有人倡议编写南师传记，或八十寿诞纪念文集等，以使前次向隅者得能共襄盛举，但谈谈说说，各自忙碌，又加上南师风闻后极不赞成，故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次与余教授一席谈后，回到香港及台北，把我的想法告诉众友好，公认此书一定要写，并且要快写。但到底由谁执笔，大家推来推去，最后我只好义不容辞了。

三十年的追忆

由于前述的原因，我就打定主意要写这本书了，但真要做起来，还有一段曲折。

因为在做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写《袁晓园的故事》。这位晓园女士已届九八高龄，她是时代的传奇人物，从缠小脚念私塾的幼年，不断自我努力奋斗而得以到法国留学。她曾出任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又服务于纽约联合国，最后却放弃美国国籍，回到中国大陆推展文化工作。她的一生多彩多姿，罗曼史更是一波三折奇事连连。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史中，她的故事，的确具有女性奋斗的代表性。

又因她的公公是国民党叶楚伧先生(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早年曾任职正中书局总编辑等)，加上她自己法国留学的背景，故与国共双方的领导人物多有渊源。近年来，颇有人想写她的传记，无奈早年的经历资料难得，而且大陆年轻的作家，对不同世界的生活实况也较不易把握，故始终未成。而我恰好与她有六十年的情谊，结果这件工作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我本来希望写好《袁晓园的故事》后，再来写这本书。所以回到香港，见南老师时，我就说：“我正在写袁晓园的传记……”

老师一听此话，未等我说完，立刻说：“啊!她的传记你来写很好。”

我接着说：“完工以后我准备写有关老师的书。”

“不要写我，将来我自己写!”老师立刻回答。

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心中即刻凉了半截。我该想到老师必然会反对这种事的，他所说“自己写”，也不过是一句推托话而已。

但是，想到余教授的话，勇气又来了，我说：

“我不是写老师的传记，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更没有能力写老师的传记；我只是写我所经历的与老师有关的事，叙述真实的经过，给大家知道罢了。”

我不但决心要写，而且要提前写。于是就搁下了《袁晓园的故事》，动手先写这一本。

至于南老师，他其实不在乎别人的赞誉，也不介意别人的毁损。以我三十年来冷眼所见，他所注意的，只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能独善其身，是否可兼善天下。

四川才子谢无量

我初次见到南老师，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底的时候。

那天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个讲演会，主讲人是南怀瑾先生，讲题是“佛学概论”。

听到“佛学概论”这个题目，使我想到一本名为《佛学大纲》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无量先生，他在早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因他是四川人，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回到了成都。

谢先生不但文哲方面学问高超，受人崇敬，他的字也是潇洒自如，别有韵味。

一九四0年的夏天，我正在成都考大学。有一天晓园大姐嘱我顺路到提督东街一个地方，去找一位谢无量先生，因为谢先生要送她的字已经写好了。

当我找到那个地方时，发现原来是一所庙宇，名叫三义庙。进了大门靠左边的一间，好像门房一样的屋子，里面桌子前坐着一位胖胖的、弥勒佛一样的中年人，就是谢无量先生了。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把芭蕉扇，右手在写字。

这间屋子简陋极了，木桌上有一把小泥茶壶，桌边放着两三本书，最上面的一本，映入我眼帘中，就是《佛学大纲》。

大概“佛学概论”差不多就是《佛学大纲》吧。现在听到南老师要讲佛学概论，自然就联想到《佛学大纲》，接着又想到谢无量先生了。

说了这么多有关谢无量先生的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袁焕仙先生带领弟子南怀瑾等的“维摩精舍”，就是设在三义庙这个地方。当时袁焕仙及谢无量二位先生，都是四川文化界响[左口右当][左口右当]的人物，只不过，那时的我不知道罢了。

当我看到谢先生时，心中颇为纳闷，为什么一个书法家坐在庙里写字?为什么一个文化人衣着又那么随便呢?

回去不免好奇地问晓园大姐，她说：“是啊!他就是那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能四川的文人都比较潇洒吧!”

那年秋天，我前往西昌去上学，西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基地。在一九四0年时，因为日本飞机常到成都轰炸，不能安心读书，所以虽然考取了成都的光华大学(因抗战从上海迁至成都)，但为了躲避轰炸，仍选择了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农工专科，位于西昌邛海对面的庐山，是借用半山的庙宇作为校舍的。

到了西昌入校，才发现谢无量先生的女儿谢祖琰，也在那里就读。她念的是蚕丝科，我读的是土木工程科。

学校的校长李书田，是颇有名气的，他原是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那是全国驰名的学校。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朱棣文博士，就是李书田的外孙，当时朱棣文的母亲李贞，也是我们西昌同一个学校的同学。

叶曼与袁行廉

言归正传，告诉我们南老师讲演消息的，是叶曼女士。有人称她为田夫人，因为她的先生田宝岱是位外交官，兼任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

叶曼是她的笔名，她是一位作家，本名叫刘世纶，所以也有人称她刘老师或刘居士。

在我们去听南老师讲演之前，叶曼女士在讲《老子》，我和姑姐袁行廉，都是听众。

叶曼女士多年前曾随南老师学禅学。一九六五年新春，她还特地从菲律宾回台，参加新正初二南老师主持的禅七，颇有所得。禅七过后返回菲国(当时田宝岱任职驻菲律宾大使馆)，南老曾赋诗以赠：

新春禅七后送刘世纶(叶曼)道友返菲京

晴空凝碧送归人　极目云天一叶身

乍见桃花初悟道　须留松柏养精神

清虚吾堕红尘劫　浊世谁传大士薪

烟水南巡行不尽　杨枝分作万家春

这首诗中“乍见桃花”是一个典故，出自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的公案。“烟水南巡”也是一个典故，是说善财童子虽悟道，但并未圆满，故而仍有南行参访五十三位圣贤，求取智慧之旅。

叶曼女士以后常在各处讲演，也在电台讲经，最近几年多在美国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九九六年秋我刚到洛杉矶不久，听说她正在文贤书院讲《老子》，我和陶蕾还匆匆赶去看她呢。

回头再说南老师讲“佛学概论”的情况。那天去听讲的人很多，一间教室坐得满满的。除了叶曼女士、田大使外，还有美国哈佛博士班的罗梅如(Lovering)小姐、孙毓芹先生、林曦、杭纪东、陆健龄等。

当我们这些听讲的人都坐好时，听到有人喊：“起立!”

原来讲演的人到了。

回头向门口望去，但见进来的是一个瘦瘦矮矮的中年先生，他身穿中国式长袍，脚步轻快，面带微笑。

但却使我大感惊异!

因为他的面色与常人不同，那是略微发亮的淡淡的金黄色，刹那间令人想到佛像的金光。

这是我对南老师的初次印象。

接着是两个钟头的讲演，等到听完以后，行廉姐与我一致认同，这位南先生就是我们认可、足以当老师的人了。

说实在的，在我听这门课以前，对佛学根本没有什么认识。我和行廉姐都已届中年，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经过风浪的人了，现在忽然对于一门从不了解的学问产生好奇，说起来也是有些原因的。

原因是由一部书所引起的。

话说大约在一九六0年前后，有几位“立法委员”，为了印制《道藏》而筹募基金。行廉姐的先生冯正忠，也是“立法委员”，为了人情就捐助了一些。后来《道藏》印好了，冯委员也收到了一部。

不过，冯委员并没有翻阅过这部《道藏》，倒是他的太太行廉姐，为了好奇开始翻阅。她不但翻阅，还产生了兴趣，因为发现这部书与一般书籍不同，尤其是修仙之类，更觉奇妙。当她看到神秘有趣之处，就会向我述说，虽然我们并不太懂，但仍觉奇特引人。

广钦·老虎·南老师

之后不久，记得是一九六五年，有一次，邻居汤之屏君，邀我同游土城承天寺(台北南方约二十公里)，同去的还有一位淡江文理学院(现在的淡江大学)的李杏村老师。记得这位李教授是教哲学的，对佛学有研究。在我们步行上山的时候，一边观赏风景，一边听他和汤君谈些佛学的点点滴滴，觉得甚为新鲜。

汤君与我比邻而居多年，后来他们一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而李教授后来也去了美国。

那天我们去承天寺的目的，是要去探望一个奇特的老和尚，名叫广钦的法师。听说他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时，曾经占住了老虎的洞穴。当老虎回来，看见一个和尚在洞里盘腿打坐，老虎踌躇了一会儿，竟然不声不响的离开，把洞穴让给这个和尚了。

这个故事太奇怪了，大家很想打听个究竟，才有那次承天寺之行。

李教授在途中谈天时，告诉我及汤君，有一位南怀瑾先生，常在师大讲演，可以去听。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南老师的大名，没想到见到他时，已是四年之后了。

话说那天在承天寺，因为有法会活动，客人很多，广钦老和尚被许多人围着谈话，我们没有机会多说。但是我心中老存在着老虎的问题，终于在十年以后，我得偿宿愿，有机会亲自问他究竟。

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天，陶蕾从美国回到台湾探亲，有一天我们偕同周梦蝶和徐进夫，一行四人同游承天寺，他们也是对老虎的事产生好奇的。

到了承天寺，发现游人很少，四人就很方便的进入老和尚的厅堂。这个老和尚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倒褡(音单)的修行人。他每天只吃香蕉和喝水，也不躺下来睡觉，只在座上打坐而已，这就叫作不倒褡。

我们向老和尚行礼如仪，分坐两边后，我就很冒失的对他说：

“师父，听说你在福建山中修行时，曾经占了老虎的洞穴，不知是不是真的?”

“对呀，对呀，是真的啊!”老和尚笑着回答。我接着又问?

“老虎回来时你怕不怕啊?”

“没有什么怕的呀!那只老虎看看我，我看看它，我就继续打我的坐。”老和尚如此回答。

“你不怕它来吃掉你吗””我又问。

“我心中想，如果上辈子欠它一条命，就让它吃掉好了，也算是还了债。如果不欠它命，它也不会吃我。所以心中很坦然，没有怕。”老和尚很轻松的说着。

我们总算亲耳听见他自己证实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四人都赞叹，在那种状况下居然不怕，真了不起啊!

说到承天寺，一九六一年春天，南老师也曾前往参观，并与广钦老和尚见了面。

这位老和尚后来致意南老师，劝他出家为僧。为了这件事，老师作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游承天寺答广钦老和尚劝出家话

昨从歌舞场中过　今向林泉僧寺行

欲界禅天原不异　青山红粉总无情

时难辜负缁衣约　世变频催白发生

拄杖横挑风月去　由来出入一身轻

由这首诗看来，所谓舞榭与山林，青山与红粉，出家与在家，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

“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可能就是解脱自在的境界，是禅宗的超越境界。其实，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窬矩”(《论语;为政》)也应该算是解脱自在的境界了。虽解脱自在，但有为有守，所作皆合乎道。

广钦和尚在福建时，名叫普钦，来台后改为广钦。

日本之行

南老师那次在师大讲演后，过了几天，大约是十一月三日，就随同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到日本去了。

团员中，除南老师外，还有师大教授陈致平、“立法委员”程沧波、随团记者黄肇珩(现任监察委员)等，皆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共有二十余人。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这个访问团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南老师应邀讲话。由于口音及翻译工作的不尽理想，又有许多问题没有时间回答，所以回台后，他写了一篇“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这篇文章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中)。

在南老师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有一天我去探望陈致平教授夫妇。由于陈夫人袁行恕女士，也是外子袁行知“行”字排行的三姐(堂房)，故而常相过往。当我问三姐夫(陈致平教授)赴日之行如何时，他意外的说：“这次到日本去，幸亏有个南怀瑾，否则我们中国人会大丢其人!”

原来日本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其中还有唐诗专家。他们曾临场作诗，并请台湾去的客人即席唱和。一时之间台湾访问团的人都傻了眼，不要说团员中会作诗的人不多，就是会作诗的，大概也须搜索枯肠，思考几天才能成句。眼看我们中国人就要当场丢人现眼了，说时迟那时快，南老师已和了一首回应日本友人，才算解了围，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最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木下彪的，是日本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天皇宫廷文官，又是汉学专家，更是一位唐诗大家。南老师在日本时，二人一唱一和，结成诗友。在游日本太庙后，南老师赋诗一首，木下彪亦即唱和：

南老师的诗：

游伊势神宫(太庙)

立国同根各有时　浪传史迹费疑辞

乔松夹道黄花丽　为拜神宫又献诗

木下彪次韵：

缅邈谁知肇国时　迂儒考古漫多辞

天潢不改三千载　我仿周人赋颂诗

木下彪的诗不但工整，而且有唐诗味，看来他对中国文化历史也是很有研究的。后来他与南老师常相诗文往还，几年后，老古公司还出版了他的诗集《日本战后史诗》。

木下彪这本诗集，描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军的占领管制下，人们的痛苦失望与无奈，表达极为深刻。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不但祸害了中国，也祸害了自己的子民。

谈到诗，不免又说到南老师的诗集。因为陈致平教授与南老师同去日本之故，就带回一本南老师的诗集，而陈夫人行恕三姐，也是深通诗词及画艺的人。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她正在翻阅南老师的诗集。她与南老师从未谋面，即喜读南诗，我就问她：“南诗如何，好不好呀?”

她说：“由诗看来，南先生是一个奇人，因为他的诗中带有一股空灵之气，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韵味。”

她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并未看过南诗。当时虽然拿过来看了一会儿，但是并不太懂，也就算了。

这本南老师的诗集是早期印制的，收诗不多，由孙毓芹先生亲笔抄录并题签，名为《净名盦诗词拾零》。一九八四年，老古公司将这本诗集与佛门楹联二十一幅及金粟轩诗话八讲，集成一册刊印出版。

两岸文化的动荡

南老师随文化访问团去日本的时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三年，愈来愈多的消息，令文化界的人士胆颤心惊，忧心如焚。国家民族的灵魂是文化，中国能绵延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关键也是文化，现在一古脑的毁掉，中国人该怎么办呢?

多年来，台湾与香港的许多学者们，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在不断的努力着，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程兆熊、方东美等学院派的学者们，以及一脚跨出学院，走入民间的学者们，如黎东方、陈致平等。后两人在五0年代即在公开讲演中，以历史的角度，通俗的表达，宏扬文化。

陈致平教授在师大定期公开讲演“中国历史故事”，更造成轰动。那时蒋经国特邀聘陈致平教授为其讲述历史，达一年之久，当时领导阶层对文化确有相当的注重。

南老师既然自年少即研读诸子百家，且旁及医理、易经、剑道等，及长又深入禅宗堂奥，如何把文化落实于社会人群真实生活之中，是南老师念兹在兹的大事。

这时日本的铃木大拙，已以日本禅学大师之盛誉走红西方学术界。然而禅宗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产物，是由印度佛学种子，播植在中华老庄孔孟文化的土壤上而产生的果实。

二次大战后，日本什么也没有了，但这个国家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政府支持日本禅学的发扬，进军国际。

西方由于铃木而引入禅学，更急于探究禅宗宗主国的禅文化。这时大陆正在封闭中，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以致中西文化的沟通，在台湾就多了一份时代的重要性。

所以，从日本回来后，南老师就积极筹备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此时的台湾社会又如何呢?一方面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政策，但是政治及思想上的严密控制并未稍懈。

国民党当局二十年前来台湾时，由于日据时代的刻意抑压等因素，台湾本土人才寥寥。经过二十年的岁月，情势渐渐改变，有才能的人已经成长，菁英渐出。也正因此，许多人对于政治思想的控制，开始反思，形成反对势力。而反对势力中又分成多派，以本土势力为主的，逐渐集结汇流为台独思想之河。

本土势力中较著名的如台大教授彭明敏，因发表台独公开宣言之故，经过一段跟监，偷渡赴美了，特立独行知识分子李敖，也于一九七一年初被捕入狱，整整坐了五年多的牢。而文化人柏杨，在此之前也已系身狱中了。

台大哲学系此时也遭受打击，笼罩着不安的气氛。中研院院士历史学家许倬云，当时(一九七0年)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一年。但因哲学系的不安，恐将波及历史系，故而不再回来，就此留在美国教书了。

台大哲学系的不安持续了颇久，涉及的人也很多，当时的王晓波与陈鼓应是一九七三年才被捕的，后又被释放。事隔二十多年的现在，他们都得到了平反，再回台大任教了。

留在美国任教的许倬云教授，于二十八年后(一九九八)退休，在记者会上，他说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

“时下常以政治的变化为焦点。但这有如大海波涛上一闪即逝的浪花，是最短暂的，人们应着眼的，是大海最深处的呼吸—亦即文化的持续与变迁。”

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最重要的。可见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

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早在一九六九年的八月，美国加州已先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国际总会”，发起这个组织的，都是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切认识的人士，也包括了各阶层。负责实际事务的，主要是薛乐如(Sherrill)先生。

美国总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几个人，但很快得到社会上的响应。

在美国筹组这类的组织，比较方便容易，只要有理想，有人共襄盛举，立刻就可以登记，开始活动。这类文化团体有“法人”的地位，可接受捐款(捐款可以免税)，会计独立，款项不能私用，并要接受政府会计监督。美国总会成立后，由美国国务院通知台北的相关部门，再在台北成立团体，就比较顺利了。

那时的台湾，仍为“戒严时期”，对社会组织管制很严，即使纯粹的文化活动，有关方面也总是放心不下，好像人人都会造反一样。若要成立这样一个民间文化社团，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调查及审核。

现在南老师要为推展文化成立社团，开创沟通东西文化的工作，真是史无前例，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困难和障碍，不仅是来自官方，甚至有些与南老师相识颇久的人士中，也有反对的声音。我曾亲耳听见有人说：“教化或讲课，何必要什么团体组织，只要有场地不就行了吗？”又有人说：“南某人喜爱夸大，想当领袖，所以要大费周章，办这个东西精华协会”等等。

但是赞成支持的，仍是多数，这些支持的人们觉得，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更多的人才能有机会听南老师的课，同样讲一次，数百人可以听，以代替以往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听讲的情形。

我那天听了南老师的话，感觉他做事真算有魄力有勇气，不像是南方人的作风，后来才知道，南老师祖先是河南洛阳人士，南宋时才迁徙到浙江的。

老师办事基本上有三个原则：

一 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

二 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和他妥协也没有用。

三 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

话说这个东西精华协会，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忙，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又迂回于法令规章之间，最后终于获准登记了。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二日，“东西精华协会”终于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有七十人之多，就我记忆所及的有：

孙毓芹、汪忠长、杭纪东、周勋男、杨政河、徐芹庭、吕坤维、李澄圳、杜莉、周关春、陈得清、周美惠、林曦、陆健龄、张庆仪、戴思博(法国)、罗梅如(美国)、韩长沂、王凤峤、卢惠龄、蔡淑美、李淑君等。

南老师在成立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作报告说：

“本会的宗旨，是国际性的，以不营利，不牵涉任何政治活动为原则，以达成人类社会慈善福利，而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

关于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在简介中明白的指出：

“今天的世界，普遍陷在迷惘中，是非缺乏标准，善恶没有界限。它的远因近果，实由于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人们但知追求物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修养，于是变得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混混噩噩，茫然而无所措、无所从。人心如此，国际如此，整个世界人类何尝不如此，危机重重，人类再不回头，终将走入没顶的深渊。

东西精华协会(East-West Essence Society)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实在说：这个协会的诞生，乃是基于现代的需要。中、美两国有心之士，发起这个组织的宗旨，正如本协会的名称所揭示的，要从东方文化中和西方文化中摘“精”取“华”，身体力行之，发扬光大之，挽救思想文化之狂澜于将倾，导引人类走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和平安乐的大同境界。

也许有人以为本协会的陈义过高，可能流于口号，但以下所叙述的本会成立经过及今后的做法，可以说明我们深切了解‘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道理，愿我们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得到大家的共鸣和支持。”

谭贞禧先生致辞说：

“有些人认为东方文化由于忽视了西方文明的长处，因此太偏重于精神方面，而忽略了物质方面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而西方也因为缺少了我们中国这种王道的思想，所以西方的文明，在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上发展到了顶点，演变成为物竞天择的这种现代文明。最近逝世的罗素曾经写了好几部书，他认为世界的新希望，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想产生。所以他在几本书里面，就曾说，美国所谓物竞天择以及那种弱肉强食的思想，应该融合东方抑强扶弱的精神，这种新的伟大思想才能挽救今天的世界。

所以贵会的成立，也是实行孙中山先生当时革命之伟大抱负。孙中山先生在精神讲话里的结论中，曾有这么一段话，他认为：‘要扫除中国一切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又说：这样‘……可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文化保存及发扬。’”

王建今先生致辞说：

“刚才听到贵会今后的作法，一切崇诚务实，正如古人所谓：‘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南怀瑾先生是最早的发起人，我们虽然认识不太久，可是从南先生个人的学识、平常的言论及对宗教方面的修养看，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非常使人钦佩的学者。而在座的各位先生也都是抱有同样理想的人，才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这个会与一般的会不同。我们就刚才所说的，兄弟现在站在自身的立场来说，今天社会上最大的毛病是青少年流入犯罪的问题，贵会也将对他们有所帮助，使社会人类走上一个富强康乐、安定和平的理想。这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我想在岛内的团体里很难找到像贵会这样眼光远大的机构。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当然我们希望一步一步的能够发展到全人类去，所谓‘大处着眼，近处着手。’而且，我发现贵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纯粹是为学术而研究，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是超然清高的。现在已经看到有人乐捐大量的土地，甚至有人愿意出钱出力，就这点来说，尤与一般的团体不同。”

来宾施毅轩医师致辞说：

“兄弟向来敬重南怀瑾先生，而且我跟他学的也很多，南先生让我讲话，我只好站起来讲几句。

贵会的宗旨可以说是沟通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团体，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新的一个组织，在自由中国更是一个新的创举。英文名字Electic意思是一个中间人，了解分子，中国文化同西洋文化的一个调解者。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出之于拉丁、希腊，东方文化出之于印度与中国。兄弟在印度住了一年半，印度的文化我吸收的很多，中国文化我只知道一点点，西洋的文化因为我是医生出身，当然只懂得医学方面的，对于西洋的文化不太了解，不过空闲的时候也喜欢研究一点。我个人认为沟通东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我们医生来说，不要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怎样子沟通，甚至连中医同西医都没有沟通，怎么可以谈到东西文化的沟通呢?比方讲，我们《易经》怎样去配合科学?这一个问题连带《易经》本身我们都没有弄清楚，《易经》里面医、卜、星相等，要如何贯通?中国的文化一向包括得很广，另外再融合西洋的文化，这是一项很伟大的工作，关于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有私见，不能执着，不能有成见，对东、西双方的文化作一番汰芜取菁的工作。这样才可以使人类文明再向前迈进一步，而进入世界大同的理想。”

臧广恩教授，特地从日本赶来参加，并致辞：

“我在日本也深深感到，一个事业，一个运动的兴起，要许多国民对它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单凭少数人的呼叫，这是非常吃力的。譬如在日本，有一位德国人，受禅学影响，开办禅学院，一切经费均由国外天主教的人士捐助。虽然那位德国人只懂一点皮毛，但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如果那个大礼堂作为南老师讲演的场所，那不但是物尽其用，而且更能人尽其才。

因此，我非常感叹!如果要顺利将中国文化弘扬出去，我们要深切反省一番。”

在协会的计划中，除了推广各种社会教育外，还打算创办国际文哲学院，另有青少年辅导，出版事业，国乐及中医的研究发扬，以及禅学的研究等等。

李谦光教授的五百元

协会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立在青田街二巷一幢公寓的二楼。协会正式成立后，就迁到青田街五巷九号，是一所有院子的平房。

这里院子较大，除了客厅及连接的饭厅外，有四个房间，后院还有宽敞的厨房和工人房。

四个房间中，较小的一间靠前面，作为南老师的办公室，两间作为其他的办公室，另一间布置为修习禅定的地方，客厅连着饭厅的一大间，就是课室了。这所谓的课室，也只能容纳二、三十人而已。

那时的李淑君，仍是台湾大学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她选的课程中，有一门是“经济政策”，原为孙震教授讲授。一九七0年初，孙震教授因事到美国去了，改由李谦光教授代为授课。孙震教授就是后来台湾大学的校长，曾担任过“国防部长”。

大约是四月中的一天，正好要上经济政策这门课，李淑君带了些刚印好的“东西精华协会”的传播资料，来到了课堂。待李教授进了教室，她就向李教授请求借用五分钟，向同学简介“东西精华协会”的理想和组织。

当李淑君向同学们作介绍时，李教授就顺手翻阅东西精华协会的资料。李淑君介绍完毕，李教授当即从口袋掏出五百元台币，捐赠“东西精华协会”，表示支持这个文化理念。

当时的李教授，并不认识南老师，作为一个教授的李谦光，那时，却是很有人文胸怀的。三十年前的五百元，对一个受薪阶级的教授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李淑君是在一年多前(一九六九)于师范大学听南老师讲《老子》时，才初次认识南老师的。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她虽仍在大四上课，但抽空就来帮忙，大学毕业后就全天候在东西精华协会上班了。

在李淑君全天上班之前，来义务帮忙的人有孙毓芹、陆健龄、汪忠长等人。

青田街的新地址安置妥当了，南老师立刻筹划推展工作。那时有美国及法国、德国等地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几个人，禅学正是大家所渴望的，所以南老师决定先开办禅学班。

虽说是禅学班，由于中国文化的互通性，所授课程也包括了儒家思想，道家的学术等。

在招考的时候，记得还有辅仁大学哲学博士班的赵玲玲及吴爽熹参加。因为南老师是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吴爽熹的博士论文有关王阴明的思想，也是在南老师指导下完成而得到博士学位的。

吴爽熹后又留学法国，现在的她却是一个艺术家。

赵玲玲后来成为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师大三民主义研究所所长、“国大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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